明经世文编如何分类（明经世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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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Ming Jingshiwenb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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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明代人的著作中选辑的一部经世文类书。经世致用之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发展起来的一种学术，内容是探讨治国、治世的各种实际政治经济问题。《明经世文编》编成于明崇祯十一年（1638），主编人陈子龙（1608～1647）、徐孚远、宋微碧，均为江苏松江人。列名选辑的24人，列名参阅的142人。全书是从431人的文集中辑出的，有些文集目前已无传本。

明代晚期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时期，明王朝的统治，日益陷入严重的危机。但是，由于明朝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锢蔽和腐蚀，以及王阳明（1472～1528） 理学末流的影响，统治阶级中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醉心利禄，或者空谈心性，对现实问题漠不关心，甚至对探讨现实问题采取鄙视的态度。这种风气日益引起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的不满。正是为了纠正这种风气，寻求解决当时危机的出路，各种经世文类书纷纷出现，较为重要的有:冯琦的《经济类编》、冯应京的《经济应用编》、黄训的《明臣经济录》、陈其愫的《明经济文辑》、朱健和朱徽的《古今治平略》等。在这些经世文类书中，《明经世文编》是规模最大，也是最有影响的一种。

此书以人为纲，以年代先后为次，涉及的范围颇为广泛。与经济有关的有理财、赋税、农政、屯田、漕运、仓储、水利、救荒、户政、商税、盐课、茶课、钱币、市舶、矿政等。这些论文对于时政的批评多能切中要害，而所提出的解决办法，有的是因袭前人的陈说，有的则有一定的创见。

思想家们多坚持量入为出原则，强调撙节财用，认为理财之要，在开源节流。他们不赞同用搜刮民财的办法来充实府库，指出“在官之财不足固为可虑，然不若在民之财不足可虑之甚也。盖民财不足事势穷极，盗贼必起，此盖宗社之忧”（何瑭:《民财空虚之弊议》），表现了对当时阶级矛盾尖锐化的深切忧虑。

当时争论得比较多的是赋税制度。有的思想家主张以田定税。正统年间周忱（1381～1453）即在苏州、松江地方实行“一切差银，不分有无役占，随田征收”。丘濬、桂萼、庞占鹏都是这种税制的拥护者。后来发展为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在全国推行。但王鏊、何瑭（1474～1543）、葛守礼、张栋等人则对此持批评态度。他们认为一律以田定税，而不问资产多寡，“工商之家及放债居积者皆不及矣”（何瑭：《均徭私议》），其后果只会促使人民“务逐末而不务力田”（王鏊：《吴中赋税书与巡抚李司空》）。

思想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强调力农为本。面对土地兼并严重的局面，有人主张复井田，认为“井田之废，乱之所生也；欲行仁义者，必自井田始”（方孝孺：《与友人论井田》）；有人认为井田已不可复，但对于少数人占有大量土地的状况又不可不予以适当限制；也有人认为“贫富有定分”，“各得其分愿”就是“均”（王廷相：《与开封赵二守书》），反对抑制土地兼并。

为了振兴屯田，思想家们都主张抛荒屯田，不拘军民僧道之家，听其各择所便，给帖承种，并予缓征租税的优待。到明代后期，更有人主张辽东边境地区的屯田，永不起种，以资鼓励。因为“有田则不患无兵，有兵则不患无食，有兵食则不患无用”（叶春及：《修军政》）。屯田是同保卫边疆有关的一项重要经济措施。

丘濬、王宗沐、熊廷弼（1569～1625）诸人皆主张海运。王宗沐更主张海运漕粮船支许带南货，免抽其税。如此，京师“百货合凑，则物价稍宽，行户亦宽，自成富盛”（《海洋详考》），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思想家们重视修常平，有的主张劝募富人入粟，以为籴本。

不少思想家对于传统的重农抑商教条已有所动摇，“通商亦富国术”（倪岳：《会议》），“商困，则物腾贵，而民困矣”（《敬陈末议以备采择以裨治安疏》）。他们要求减轻商税，废除掠夺商人的和买制度。

思想家们对盐课的议论最多，值得注意的有这样几点：

（1）出盐地方，不分民丁灶户，皆许私煮。既已成盐，具数禀报，量为定价，官以现钱收买。

（2）灶户于正确之外，煎有余盐，量征十之二三，听令自行发卖，或转卖给小商贩贩卖，不予禁阻。

（3）灶丁所煮之盐，缴纳一定税银后，即听其与商人从便贸易。

（4）商人给引，下场买盐，官于要津照引而税，即许其运往各行盐地方发卖。这些意见表明，他们是主张放宽官府的控制，使盐的生产和贩卖具有更自由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性质。

思想家多主张铸钱废银，以钱为通货，但应铸足值大钱。有的主张“令官开局而民铸之”（杨成:《与谭二华大司马书》）。丘濬提出一个独特的币制改革方案：以银为上币，钱为中币，钞为下币。以中下二币为公私通用之具，而一准上币以权之。有的思想家主张尽量扩大钱的使用范围，官吏俸禄、军民租税，“自官府下至市肆，通用制钱”（王家屏：《答李近台抚台论铸钱》）。

至于水利、救荒、户政、市舶、矿政等方面的论文，指斥时弊者较多，建设性的意见较少。还有一些综合性论文，其涉及经济问题的观点，亦多见于上举分类论文。

这部书的编辑出版，不仅对当时的文风、学风是一个挑战，对稍后的黄宗羲、顾炎武等人讲求经世实用之学，也起了先行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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