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最新：新古典综合派提出的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主张主要有（新古典综合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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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Xingudian Zonghepai

[外文]：neo-classical synthesis

(资料图)

凯恩斯主义的一个重要学派。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目前该学派在西方经济学界居于正统地位。新古典综合派的代表人物为美国的P.萨缪尔森、R.M.索洛 （1924～　 ）、J.托宾 （1918～　）、A.奥肯 （1928～1980），英国的J.R.希克斯（1904～　）、J.E.米德 （1907～　），其代表著作为萨缪尔森的《经济学》。

1936年以前，以A.马歇尔为代表的传统庸俗经济学不能解释资本主义的长期失业现象，特别是不能解释1929年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以后的长期萧条状况。J.M.凯恩斯出版了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企图对长期萧条状态作出解释并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以便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提供理论根据。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主义的流行使得整个西方经济学的体系出现了显著的漏洞。一方面，传统的庸俗经济学以个量分析为主，根据对单个消费者、厂商和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分析，得出资本主义市场的各种因素能够自行调节该社会种种矛盾的结论，主张自由放任、国家不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另一方面，凯恩斯则偏重于分析总量变数，根据他所建立的涉及总量变数的理论，得出资本主义市场的各种因素不能自行解决失业问题的结论，并且据此而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这样，在西方经济理论体系内部就产生了干预与反干预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各种矛盾和不协调之处。

有鉴于此，以萨缪尔森为首的一些西方经济学者逐渐建立了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该学派把传统的庸俗经济学当作为研究个量问题的微观经济学，把凯恩斯主义称为考察总量问题的宏观经济学。它宣称：前者以充分就业为分析的前提，后者则着重研究各种不同水平的就业量的情况，因此，两种理论是相辅相成的，可以被纳入于同一体系之中，自由放任和国家干预不过代表同一理论体系所涉及到的两种不同的情况。与此同时，该学派还把现代资本主义说成是“混合经济”，由“私营”和“公营”两个部分所组成。前者的作用可以由微观经济学来分析，后者的必要性则可以由凯恩斯主义来论证。

新古典综合派具有以下特点：

（1）在需求方面，接受ISLM分析。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后不久，希克斯把投资与储蓄的相等归结为一条IS曲线，把货币的供求的相等归结为一条LM曲线。按照西方学者的解释，在工资和价格不变的条件下，两条曲线的交点即决定均衡的就业量。在一段时期内，ISLM分析被认为是简单化了的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模型;在目前，ISLM分析是新古典综合派的总量需求曲线的基础。

（2）在供给方面，把传统的工资理论作为分析的基础。在供给方面，新古典综合派的说法并不十分明确。它往往同时采用几个不同的模型，认为每一种模型反映了某一个具体情况，但是，总的说来，传统庸俗经济学的工资论可以说是它在这一方面进行分析的基础。按照传统的工资论，劳动供给和需求曲线的交点决定了充分就业的数量，这一数量即为能使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处于均衡状态的唯一就业量。关于凯恩斯主义所说的小于充分就业状态，新古典综合派倾向于用“工资下降的刚性”加以解释。它声称：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往往把货币工资的水平限制在过高的水平，并且使货币工资不能自动下降，以便使劳动的供求处于均衡状态。在货币工资不能下降的条件下，唯一的改变实际工资的办法便是通过物价的上涨与下降。根据这种说法，便可以得出一条总量供给曲线，表明总产量与价格之间的关系。总供给曲线和第一点提到的总需求曲线的交点便能决定整个社会的产量和价格水平。在这种解释之下，传统的充分就业和凯恩斯所指的小于充分就业状态都变成为新古典综合派理论的特殊事例。换言之，传统的和凯恩斯的理论都是正确的，它们的分歧仅在于假设条件的差异，而新古典综合派能够把这两种理论纳入于它的体系之中。

（3）运用菲利普斯曲线来解释通货膨胀率的升降。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企图表明失业率（或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根据菲利普斯曲线，当经济制度处于充分就业状态时，通货膨胀率为零；当就业量大于或小于充分就业状态时，通货膨胀率顺次为正数或负数，其中负数意味着物价下跌的情况。新古典综合派把菲利普斯曲线作为解释通货膨胀或通货收缩的工具。该学派声称：就业量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着“交替换位”的关系，即:增加就业必须以加剧通货膨胀为代价；要想减少通货膨胀，必须压低就业比例。

（4）提出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凯恩斯本人的理论所涉及的是短期的经济问题。为了使凯恩斯的理论长期化和动态化，出现了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根据这一模型，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增长不但很难被稳定在充分就业的水平，而且经济活动还会呈现出剧烈的上升和下降。哈罗德-多马模型出现以后，索洛提出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得到与前者迥然不同的结果。按照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资本主义不但可以维持充分就业下的经济增长，而且还会最后达到一种“静止的状态”。这时，资本的积累比例正好与人口增长率相适应，从而，劳动生产率将保持不变。但是，在这一状态到来以前，技术改革和储蓄比例的增加可以继续不断地推迟和延缓“静止的状态”的到来，使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持续上升。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一直居于正统地位，并且在西方经济学界享有威信。这种状况在1965年以后由于通货膨胀的恶化而有所削弱。进入70年代以后，西方世界出现的“滞涨”，即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并存，给予新古典综合派一次严重的打击。

按照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当经济活动处于充分就业状态时，通货膨胀率应该为零。如果经济活动小于充分就业，那末，不但不存在通货膨胀，价格水平反而会下降。只有当经济活动大于充分就业时，才会出现通货膨胀的现象。这就是说，失业（经济活动小于充分就业）和通货膨胀是不可能同时共存的。这一结论显然违背存在于西方的滞涨的事实。

新古典综合派不但无法解释滞涨的存在，而且也提不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按照它的理论，在失业问题存在的条件下，政府应该增加预算支出和赤字，以便扩大有效需求，从而增加就业数量；而当通货膨胀出现时，政府必须减少预算支出和取得预算盈余，以便降低有效需求，从而消除通货膨胀。这种政策建议在失业问题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时便会带来自相矛盾的后果。如果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采用增加预算支出和赤字的政策来解决失业问题，那末，有效需求的扩大必将使通货膨胀恶化。如果通过减少预算支出和取得预算盈余来制止通货膨胀，那末，有效需求的减少必将降低消费和投资的支出，使失业问题更加严重。在失业问题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条件下，政策的选择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这便是近年来，特别是在1973～1975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之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面临的困难局面。对于这种困难局面，包括萨缪尔森在内的新古典综合派的人物已经承认无法加以摆脱。

理论的困难和政策的无能严重地动摇了新古典综合派的统治地位。西方经济学中的其他派别，如奥地利学派、制度学派、供给学派、新剑桥学派、货币学派和合理预期学派等，纷纷对该学派进行抨击和责难。不过，奥地利学派、制度学派、供给学派的责难，在理论上产生的作用不太显著。

以J.罗宾逊夫人为首的新剑桥学派对新古典综合派的抨击主要在于后者的经济增长论以及与此有关的收入分配理论，具体的论点分述如下：

（1）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增长论涉及总量生产函数，而总量生产函数中的变量之一便是资本。按照新剑桥学派的说法，资本的概念包括一切生产设备和与生产有关的东西，即包括差别很大的不同事物。如何衡量资本的概念所包含的各种不同的事物是一个难于解决的问题。既然不能衡量资本，那末，总量生产函数也就难以成立，从而，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增长模型是错误的。

（2）按照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增长模型，在一定的资本与劳动之比的情况下，只能存在着一个均衡数值的利息率。然而，新剑桥学派举出事例说明：在一定的资本与劳动之比的情况下，可以存在着两种利息率的均衡数值，这一现象被称为“再转辙”。再转辙的现象也可以说明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增长模型的错误。

（3）按照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增长模型，推动资本主义生产稳步发展的关键是储蓄。储蓄量的增加可以增加投资，从而把生产推向前进。新剑桥学派认为情况恰恰相反，投资才是推动生产稳步发展的关键，投资的增加通过工资与利润之间的比例的变化可以使储蓄与之相适应。

对上述第一和第二个论点，虽然新古典综合派的人物如萨缪尔森等已经承认错误，但这些问题的暴露并未能从根本上动摇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

以M.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学派（见货币主义）对新古典综合派的抨击在1965年后由于西方世界通货膨胀日益加剧而引起更大的注意。前者对后者的非难主要是：

（1）货币主义者声称：经过改良以后的传统的货币数量公式可以表明货币数量与名义国民收入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后者的波动可以用前者的变化加以解释，不必使用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说。

（2）按照货币主义者的说法，资本主义市场的自发力量可以使它在大体上处于充分就业的状态。实际通货膨胀率和预期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差额决定该制度的就业数量。如果实际通货膨胀率大于预期的通货膨胀率，就业量就大于充分就业状态；反之，则小于充分就业状态。由于在长时期中，人们的预期通货膨胀率会逐渐和实际通货膨胀率相等，所以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是一条垂直线。因此，人为地通过货币政策来提高或降低实际通货膨胀率虽然可以暂时使就业量大于或小于充分就业的水平，但在长时期中，这种提高或降低就业量的办法必然以不断恶化的通货膨胀和通货收缩为代价。

（3）货币主义者认为，根据他们的理论，财政政策在熨平资本主义经济波动上是无效的。货币政策虽然有效，但由于政策的效果不能及时发生作用，不能使用“微调”的方法。唯一可行的政策是：使货币数量按一定的比例增长，以便适应经济增长的需要。

新古典综合派把上述第一和第三点纳入它自己体系中的需求方面，把货币主义当作为它自己理论体系中的一个特例。关于第二点，新古典综合派也部分地加以赞同。例如，承认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是垂直线的说法。这样，货币学派也未能在很大的程度上动摇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

从基本理论的方面来看，在货币主义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合理预期学派在目前对新古典综合派的打击比较严重。前者对后者的攻击出自两个方面：

（1）合理预期学派宣称：为了寻求最大的利益、合乎理性的人必然会利用一切信息来对未来作出正确的估计，因此，在长时期中，整个社会的人们将会正确地或趋于正确地估计到将来的价格水平。既然就业量大于或小于充分就业量的多少，取决于实际通货膨胀率大于或小于预期通货膨胀率的程度，那末，只有当政府的货币政策能造成预期和实际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差距时，政策才能有效。由于合乎理性的人能够在长时期中正确地或趋于正确地估计到将来的价格水平，即趋于使实际和预期的通货膨胀率相等，所以不仅是财政政策，即使是货币政策在长期中也是无效的。这样，合理预期学派便否定了新古典综合派所提出的经济政策的有效性。

（2）合理预期学派认为，在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中，预期被当作是一个外生变量，或者假设预期仅仅是根据过去的情况而形成的。这些做法实际上就等于说：合乎理性的人并不利用一切信息去寻求最大的利益。这显然违背了合乎理性的人这一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前提。由于宏观经济数量都是个人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所以新古典综合派的宏观经济理论是建筑在不合乎理性的人的假设前提之上，从而，它的宏观理论体系是错误的。

受到合理预期学派的抨击，新古典综合派的一部分人物已经在修改他们的理论，把预期纳入它自己的体系之中。关于前者对后者的其他的非难之处，双方仍在继续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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